都说，企业家是一个民族的脊梁，无论是国难当头、救亡图存，还是振兴民族工业，他们总是身先士卒。
今天讲的这3个人，都是100年前的“大商人”，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。办实业、办民生、办教育，在他们身上，看到了一代中国人拼搏奋斗的“企业家精神”。
100年后，山河无恙、国泰民安，今天的企业家再回首那段历史，先辈们留下的那朴素的实业精神，让我们慎思良久。
以下，请欣赏。愿历史有照亮未来的力量。
作 者：孙允广
来 源：正和岛（ID：zhenghedao）
1
“张南通”张謇：
未来的竞争，是学问的竞争
提起张謇，南通人一定不陌生。
张謇，字季直，因为他深耕南通数十年，基业甚大，也被尊誉为“张南通”。
张謇是1894年中的状元，那一年他42岁，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，他在科举这条路上，跌跌撞撞了26个年头，进出科场20多次，光是在考场上，就耗费了120天时间。这其中的辛酸苦辣，只有当事人心中最清楚。
所以，中了状元这一天，他的心情十分复杂，并没有特别兴奋。再加上，中了状元不久，他父亲就撒手人寰，按照清朝规矩，他需要守制3年。
1894年，正值甲午清日战争爆发，大清国惨败。再加上《马关条约》也签订了，规定外国人可以在清国投资设厂，这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。
真正刺激张謇弃官从商的是1897年的一件事：
当时张謇去北京销假，正值百日维新，他的恩师翁同龢被罢官，官场险恶难测。
他又想起甲午年的时候，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进宫，那一天恰逢暴雨，路面积水一二尺，文武百官出城迎驾，个个匍匐路旁，衣帽尽湿，两膝泡在水里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，其中还有七八十岁的老臣，慈禧乘轿子经过时，视若无物。
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震撼，读书做官，身居庙堂，难道就是做叩头虫吗？
所以，张謇决定远离官场。
再加上当时，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，只会负气。张謇不服，想为书生争口气，没有任何从商经验的他，下定决心去“舍身喂虎”，要去投资办厂，去做出个样子来。
张謇创办的纱厂叫——大生，取自《易经》中“天地之大德约生”的意思。1877年的冬天，张謇起草了《厂约》，要为读书人找一片报国之地。兴奋之下，他还写下这样一幅对联：
生财有道，大利不言。
一开始，南通当地的人对工厂不了解，心存疑惑，甚至有谣言说：“工厂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，女工要被洋鬼子割乳房。”
但是，无论实业的路有多难，张謇都咬牙坚持下来。
十多年后，大生的纱厂名震一方，又开办了二厂、三厂、八厂，以及广生油厂、资生铁治厂、大兴面厂、翰墨林印书局、阜生蚕桑染织公司、大生轮船公司数十家企业。
大生公司经营的南通，被称为“江北小上海”。张謇被誉为“实业之王”，“江湖”人称“张南通”。
盛名之下，张謇没有骄傲自满。反而，他的眼光要看得更远一些，他说：
“世界今日之竞争，农工商业之竞争也；农工商业之竞争，学问之竞争，实践、责任、合群、阅历、能力之竞争也。”
所以，张謇极其重视办教育，他对办教育的热情比办实业还高。张謇认为，要普及教育，就要多办小学，小学是教育之母，但是办小学需要师资，所以他第一步选择办师范。
1902年，大生开机不到三年，他就开始筹办“通州师范学校”。此后的5年里，通师耗费18万元多，2/3是大生拿出来的，1/3是张謇和他夫人一起捐出来的。尽管创业之初，张謇还不富裕，但他说过：“家可毁，师范不可毁”。
1904年，张謇私人捐资了第一所小学，校舍施工时，他就要求“30年不要动斧头凿子”，一次遇到台风，边上的房屋都倒塌，只有这个校舍抗住了。
1905年他又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，这是南通大学的前身。
随后，农校、纺校、医校等专门学校也相继诞生……还有南通博物苑、南通图书馆、更俗剧场、伶工学社、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、公共体育场、医院、养老院、狼山盲哑学校、贫民工场等一系列慈善公益事业。
直到1922年，张謇70岁时，南通已有350多所初小、60多所高小，另外还有7所初中，大体上做到了普及小学教育。
张謇如此热衷教育，就在于他早年就认定了，中国要振兴实业，责任首先在士大夫。
他自己也曾经坦陈，从德国卑斯麦那里得到过启示：想从教育着手救国，要办教育，不能赤手空拳，所以，只有先办实业。
所以，“南通模式”就是从办企业入手，带动经济、教育、文化、社会全面发展。
这种模式的吸引力经久不衰，后来也直接影响了无锡的荣德生、上海穆藕初、四川卢作孚、湖南范旭东等实业家。
张謇一生投入到教育，但自己却十分节俭，即使是在大生事业最鼎盛的时候。《大商人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他平时走路，看到一枚钉、一块小木片都会捡起来，放在一起。
在五山修“东奥山庄”，他捡起三寸以上的木头废料，说可以做痰盂、粪勺、泥桶，看到有工人用木头零料当柴烧，他很心疼，关照下次不能再用木头烧火。
1903年，他应日本博览会之邀去日本考察，买的是“博爱丸”轮船最便宜的三等舱客票。
据说，船上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节俭，感到很惊讶，他的回答是：“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、农、商界有志之士。他们与中日双方各界接触甚广，知识丰富，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之大事，乃极好良机，求之不得。”
张謇常说一句话：“该用者，为大众用者，虽千万不足惜；自用者，消耗者，一文钱也须考虑，也需节省。”
张謇用一生的事业，书写了100年前的企业家精神。他的墓碑上有一副自挽联：
即此粗完一生事，会须身伴五山灵。
等到1966年红卫兵砸开他的墓时，张謇的孙女张柔武亲眼目睹，他爷爷的陪葬品只是一顶礼帽、一副眼镜、一把折扇，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，分别装着一只尽根牙，一束胎发。
如今，回看历史，慎思良久。
2
“面粉大王”荣德生：
实业与教育，相辅相成
荣德生，江苏无锡人。
荣家的祖上就有人做过大官，曾经家世显赫，但到了荣熙泰（荣德生父亲）这一辈，家道开始中落。
父亲对荣德生期待很大，希望他能中科举。但是，荣德生并不这么想，他想早日为家庭分忧。
15岁那年，荣德生乘着小木船，从闭塞的无锡郊区去到喧闹的大上海，做起了学徒工。待遇是压岁钱2元，月规钱200文。
一开始，荣德生跟哥哥荣宗敬把父亲的广生钱庄做得风生水起，赚了第一桶金。
后来，荣德生南下广州，在香港看到满山灯火，马路、上山的吊车、夜不拾遗的社会风气，都在他心中刻下深刻印象。
1900年8月时候，八国联军进京，北方已经大乱。荣德生从香港回家，在等船期间，看到埠头在装卸面粉时落下的粉屑，一片雪白。他就在想，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包，不如自己来办。
而且，办面粉有大利可图，因为204种过境商品中，只有面粉可以免税。
回去跟哥哥一商议，兄弟俩一拍即合，开始筹备。当时全国面粉厂只有区区四五家，他们去参观取经时候，主要的压粉车间是不让进的。
1902年2月，荣德生的“保兴面粉厂”成立，只有4道石磨、3道麦筛、2道粉筛。当时一个日夜可以出面粉300包。
但当时，国产面粉都不好卖，老百姓都爱买洋粉。荣德生那时候为了抓质量，每天只睡6个小时，早起晚归，心情却很轻松。
荣德生将无锡人的“两发主义”发挥的淋漓尽致：
第一是“发痴”，要成就一番事业，如果没有发痴的坚决毅力，必致中途失败；
第二是“发财”，任何事业不抱有“发财”希望，即缺少百折不回的意志。
后来，保兴面粉厂改名为茂新，经过10年艰苦奋斗，荣氏面粉站稳脚跟，还清当时所有债务。当时大家都以为荣氏面粉用的美式机器好，其实不知道根本的奥秘在于选麦子上，把潮的、坏的麦子，都剔去了。
后来，他们生产的“兵船”牌面粉，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奖，并且向英国、法国、澳大利亚和南洋各国出口。
当时，荣德生的面粉，已经占了全国面粉生产力的28%。这样的速度和质量，简直举世罕见。荣德生也被誉为“面粉大王”。
荣氏兄弟还创办了振新纱厂、申新纱厂。赶上了欧战期间，需求爆发，上海的棉纱价格从每件 90余两狂涨到 200两，出现了“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”的景象。
申新创办3年，赢利十分惊人，从最初的2.06万元增加到22. 2万元，3年增长 10余倍。
荣德生的哥哥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：“ 当今中国人，有一半是穿我的、吃我的。” 可见，当时的荣氏商业帝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之大！
毛泽东主席曾经评价说：“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，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，就只有他们一家。”
一个多世纪以来，荣德生被誉为“ 面粉大王”，“棉纱大王”，“中国的洛克菲勒”。
这位“中国的洛克菲勒”，最大的热爱就是办教育：
1904年，荣德生30岁时，就在家乡倡议并发起捐款，将原有私塾改为公益小学，开办新式小学堂。
一九二O年四月二十九日
公益第一小学和竞化女子小学于举行第一次联合运动会
全体学生摄影留念
从那之后，荣德生便一发不可收拾，办学热情越来越高。
1906年到1918年，他又创办了4所公益初等小学，4所竞化初等女子小学，1所公益高等小学，1所竞化高等女子小学。
公益小学和竞化女子小学，不仅在无锡地区被公认为私立小学的模范，而且在江苏省乃至全国，也颇负盛名。
一九二六年十一月
江苏省教育厅长奖给公益小学的匾额，表彰该校的办学成就
在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，荣德生又自费开办了公益工商中学、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和公益初级中学。
公益工商中学培养了一大批社会精英，其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、经济学家孙冶方都是工商中学的学生。
荣德生如此热衷教育，是因为在创业初期，企业发展较快，深感人才不足。他曾说：“事业之成，必以人才为始，实业与教育相辅相成。”
抗战期间，荣德生创办的学校和企业，都遭到严重破坏。等到抗战胜利，他都已经年逾古稀，70多岁了，但办学的热情丝毫未减：
1946年，他亲自主持了公益中学的复建工作。
1947年又亲自创办了私立江南大学。
江南大学，是无锡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本科大学。这所大学当时耗资老法币200亿，甚至超过他当时建设的开源机器厂的投资。再加上物价飞涨，实际耗费更多。
这些，足以说明教育在荣德生心目中的地位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荣德生在20年代初，这些学校每年就耗费4万元，8年耗费了25万元。
可以说，荣德生是一个有眼光的学者型的实业家。他曾说：“我国数十年来贫弱的原因，则缺乏人才启发之故耳。”
无论是兴盛还是衰退，荣德生对于教育的热情，始终未减。
蔡元培曾经在蒋介石面前盛赞荣德生：“无锡荣氏身为商界巨擘，非为个人谋财致富，而致力社会公益，尤其是兴办教育，称誉海内……”
荣氏家族虽然富裕，但荣德生一生十分节俭。
“发上等愿，结中等缘，享下等福；择高处立，就平处坐，向宽处行” ，这是左宗棠的一句名言，也是荣氏家族的一句祖训。
一百多年来，传承的不只是财富，更是理念。
3
卢作孚：
一家7口住40平米房，捐数十学校
提起近代的企业家，就不得不提卢作孚。
卢作孚是重庆合川人，小学毕业，曾经做过教师，报纸记者，做过四川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等。
1925年，他创办民生公司，从一条船起家，用了不到10年时间，就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，并且在抗日战争中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。
毛主席说过一句话：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。”
卢作孚小时候因为家贫，只读了6年的书。但他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，
卢作孚创业是32岁，当时军阀混战，他想找一个能够关乎国计民生，有发展前途的事业，这样子能够把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结合起来。
思考了很久，李白的一首诗：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”给了他很大启发，当时扬子江上游的川江航运十分消沉，任何公司都无法支撑运营。他想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，实业救国。
最开的的筹款非常不顺利，一艘70吨的小轮船要3.5万，他们实际筹股才8000元，且花费了5000元购置了发电设备。
直到1926年6月，民生的第一条船才开进川江。当时民生公司只有职员7人，加上船上人员也不过45人。卢作孚出任总经理，月薪定为30元。
卢作孚采取的经营方针是，避实就虚，人弃我取。别人都做货运，他们做客运；别人重视长线，他们就做短线。仅用用了一年时间，他们的股本就增加到10万元。
后来，民生又添置了“新民”和“民望”2条小船。
就是靠着这3条船，卢作孚上演了一场“大鱼吃小鱼”的神话。
“卢作孚神话”分为三部曲：
第一步，兼并商轮。从重庆到宜宾、宜昌这一线的，只要有人卖船，不管好坏，民生都照价买下，并且帮人家清偿债务。
第二步，兼并军轮。当时的军阀刘文辉就把他哥哥刘文彩的三艘小轮船，卖给卢作孚，希望甩掉经营不善的包袱，想要入股盈利。
第三部，瞄准外国轮船公司。当时外国公司采取大减价的方法，打击民生公司，江上随处可见英、美、日、德、瑞典、挪威等国家的轮船，提货和行程本都得用英文，卢作孚感慨：“这简直是外国人的天下。”
后来他大胆改革，狠抓管理，当时的中国人也以民生为骄傲，一个大学生曾经写：“票价不高，学生又有折扣，伙食有5样菜，船员和茶房对人很客气，夏天还可以洗澡……”
著名女学者陈衡哲和丈夫入川时候也坐民生的船，她在《川行琐记》中写：“我们坐在里面，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——这是一艘完全由中国人经营的船呀！”
总之，无论中间有多少曲折，到1934年重庆上游至宜宾一线，几乎所有华商轮船公司，都已并入民生。
1938年，抗战最关键时期，长江上游堆积了9万吨物资，包括汽油、炸弹等军用物资，还有不少故宫文物，这是国家仅有的一点元气。
此外，滞留在宜昌，等待入川的人口都多达3万。
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苦于时间紧，而且没有足够的船只。
卢作孚连夜开会，商讨出接力运输的办法——民生公司将全部的22只轮船拿出，白天航行，晚上装卸。
2000多人装卸工抬着沉重的机器，不断歌唱……轮船在江面上鸣叫，仿佛一曲悲壮的交响曲。
这次宜昌大撤退，著名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这一壮举为“中国版的敦刻尔克”。
民生公司注定是要被载入史册的。
卢作孚虽然手握几千万资产，但生活十分节俭，平时只穿一身粗布衣服，蓄平头或剃光头，穿鞋甚至是草鞋。
有一次他去演讲，就是这身打扮，他的跟班穿着中山服，戴着草帽，结果接待他们的人，把跟班的当成了嘉宾。
他也从未想过为自己买地、买房，身后没有财产、没有储蓄，真正是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但是他却极其热衷于教育事业。
由于卢作孚的名望，许多人请他兼任董事长等各种职务，最多时有几十个，每个兼职都有可观的车马费、津贴费，有的比他工资还高。
每次单子送来，他总是写上“捐中国西部科学院”、“捐兼善中学”、“捐瑞山小学”等字样。
这些捐赠的字条、收据现在还保存在档案馆：
1940年2月9日民生《公司消息》载：“卢作孚日前条知会计处，从1940年1月份起，各方送他的舆马费及应得红酬，悉数捐人北碚兼善中学。”
3月5日，《嘉陵江日报》有一篇报道《卢作孚先生等捐金补助兼中》，称他将本年一月份在中国茶叶公司、贸易委员会的车马费共300元，补助兼善中学。
1930年秋天，他在北碚创立中国西部科学院，他主持的民生公司和北川铁路公司先后捐赠了15万多元经费。
卢作孚之所以热衷教育，受张謇影响很深：
他在参观张謇的企业时，曾感慨说：“您老人家经营的事业好呀！”
张謇说：“难呵！”
卢作孚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张謇的回答是：“人才缺乏，人都没有旧道德，人都有我见。”
后来，卢作孚回忆表示，他不同意张謇的意见：
“我的意见则不同，一是旧道德不适用。因为旧道德只是消极地告诉一个人怎样去做一个好人，我们要建立一种积极的新道德，来指示群体去做好人。
二是中国人都没有我见。”
抗战胜利后，卢作孚自己也坦陈：“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，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，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，培养起来，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。”
所以，鼎盛时期的民生公司，堪称一个“小社会”。他建立的“民生新村”里的人，彬彬有礼，学校、医院、花园、篮球场，俨然是抗战期间的一片“世外桃源”。
等到1942年春天，大部分职工都搬进“民生新村”时，卢作孚一家才从原来的旧屋子，搬进红岩村2号一栋一楼一底的公司宿舍。
宿舍里面住了四家人，他一家7口住在楼上朝东的四间房，大约有40平米，厕所在屋外的菜地里，但这已经是卢家有史以来住得最宽敞、最好的时候。
他家唯一的一件高级用具，是30年代初的小电扇，漆都已褪尽。在他家，一家人在一起吃饭，连凳子都不够，只能站着吃。
卢作孚当时身兼好几个职位，但他领了交通部的工资，就不要民生的工资，兼任全国粮食局长，也不拿工资，总之，任何时候他都只要一份工资。
但是，不管家里经济怎么拮据，他都坚持送几个子女上最好的学校，他说有两件事不能节省：一个是就学，一个是医病。
他曾对人说：“我没有给我的儿女准备任何财产。我留给儿女的，是做事的本领。”
卢作孚不喝酒，不喝茶，不抽烟，客人来了家里，连烟灰缸都没有。
晏阳初在89岁高龄时写下的《敬怀挚友作孚兄》中说：“抗战时，他有一次病了，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，连这钱都没有。”
就是这样的卢作孚，有生之年办实业、建学校、建图书馆、建地方医院、建公园、建体育场……
还建立了大名鼎鼎的——中国西部科学院，这是中国第一家民办的科学院，也就是现在的重庆自然博物馆。
卢作孚用一生，诠释了那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——他可以选择做官，教育厅厅长、交通部部长、粮食管理局局长随他选，甚至有人高呼推选他为行政院院长，但卢作孚都拒绝了。
他私下跟朋友说：“我不愿做官，只想真正能为民众做点有益的事。”
卢作孚自己有一句名言，今天读起来，仍然让我们深思：
“不要做大炮，要做微生物，慢慢地去影响、改变社会。”
